作者：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王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助力创造了世所瞩目的“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一时期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突破了从分流到合流的演进逻辑：中国没有亦步亦趋地走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老路，而是创造性地利用了国家信用推动经济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快速动员资源、促进储蓄—投资转化、支持经济赶超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有效应对各类风险，避免了危机的发生。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超越金融大分流所暗含的“分流—合流”逻辑、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两大奇迹的出现提示我们“中国金融一定做对了什么”；与此同时，这也坚定了我们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自信。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廓清历史底色、把握中国国情是基本依凭和出发点，回应“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价值旨归和着力方向。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大逻辑。
中国金融发展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一是着力提升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使低收入群体也能分享增长红利，逐步缩小城乡间、地区间和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二是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注重转型金融发展，践行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更好推进实现“双碳目标”。三是深入推进实施公平竞争政策，使各类资本机会平等、公平进入、有序竞争；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在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值和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促进资本规范发展。四是胸怀天下，在不谋求金融霸权的同时，积极发挥中国在稳定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重要作用。
从金融治理角度看，党的领导是中国金融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所在。首先，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对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决策机制尤为重要，这一方面有利于凝聚党内共识，提升经济金融政策的执行效率；另一方面可发挥党的领导在解决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歧的优势，将不同部门、不同层级整合到同一目标下，避免政策效果抵触或留有空白。其次，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维护国家信用、统领金融与财政、发挥二者协调配合作用的天然制度优势。一方面，中国开发性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异军突起，既是创造性地运用国家信用的实践成果，也是兼具财政与金融双重功能、运行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金融创新；另一方面，面对所谓的“金融风险财政化”“财政风险金融化”，党的领导将有利于在制度层面压实各方责任，“谁家的孩子谁来抱”，统筹应对财政金融风险的互溢。再次，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促进金融治理现代化。重点是将党的领导嵌入国家治理机制，协调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这包括：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在风险定价和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超越“发展型政府”、构建“创新型政府”，更好发挥政府在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规范金融发展方面的作用；注重发挥社会（人民）的力量，着力加强对资本、平台经济、金融科技等方面的社会监督。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余年的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发生危机，这是世所罕见的奇迹。其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发展模式没有积累风险，而在于中国政府一直居安思危，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作为发展的底线。中国在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方面特色鲜明：一是债务积累与资产积累同步，提升了债务可持续性。二是依靠发展解决问题。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消化了金融系统压力，同时政府也擅长“边发展边解决问题”。三是政府兜底有效阻滞了风险蔓延。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以及中央政府的最后兜底责任形成所谓“四位一体”赶超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宏观杠杆率，但因为有政府兜底和积极应对，举凡金融机构、影子银行、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领域的风险扩散均受到了抑制。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初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需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着力解决好以下两大问题。一是以国有占主导的金融机构如何服务好民营占很大体量的实体经济。金融服务讲究“门当户对”，国有主导的金融机构存在所有制偏好，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格外青睐，而对众多（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的匹配度较低。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继续规范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推动金融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金融部门治理结构的优化，打造新时代的“门当户对”。二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如何支持科技创新。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重点服务领域，保持高技术产业中长期贷款合理增长，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信用贷款、首贷和续贷投放力度。另一方面，支持商业银行具有投资功能的子公司、保险机构、信托公司等出资创业投资基金、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等，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股权融资；支持资产管理产品依法投资包括未上市科技企业股权及其受（收）益权在内的权益类资产，实现资管产品期限与其所投资资产期限相匹配、与科技企业成长周期相匹配。此外，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切实发挥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金融安全是金融发展的底线，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俄乌冲突、“金融武器化”进一步凸显了增强金融体系韧性、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一是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金融安全。通过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尤其是充分发挥金融在优化配置风险方面的功能，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宝博体育，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升金融国际竞争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以金融发展促金融安全。二是补齐金融基础设施短板。重点是完善支付清算体系，面对潜在的金融制裁风险，以人民币国际化与数字货币为抓手，加快推进支付结算手段的多元化。三是把握好金融依存性增强与金融自主化发展之间的张力。由于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中国需要在技术和标准方面赢得主动。一方面瞄准硬核技术，在芯片、操作系统等“卡脖子”技术上下功夫，“练好内功”；另一方面瞄准规则和标准，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与数字治理，围绕全球金融安全网、通用人工智能、跨境金融监管、跨境数据流动、市场准入、反垄断、数字货币、数据隐私保护等重大问题探索建立治理规则，提升中国在金融与数字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